陪母抗癌七年整

       2018年12月31日,母亲因感冒症状做检查,发现肺部占位,后续完善检查,确诊肺癌晚期骨转移,进行4个周期化疗未见明显疗效,至今一直进行靶向治疗。得知母亲患癌之初,最担心母亲的生存期,希望先过一个安稳的年(春节),先稳半年、一年,再争三年、五年。彼时,“五年”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目标;如今,已经“平稳”度过七年。“平稳”是母亲的整体状态,看着不像肺癌晚期经过多年治疗的病人,哪怕在今年进行乳腺全切术后,仍坚持做部分家务,偶尔还能帮我接送小孙女上放学。但癌症晚期病人的“平稳”不是痊愈的平稳,而是与肿瘤共存甚至是与肿瘤进展、并发症反复斗争后的“平稳”,没有一劳永逸,只有一往无前。在此,把母亲七年来在常规的靶向治疗、化疗、护骨针、营养补充之外的其他重要治疗节点做简单回顾。

2019年——“骨水泥手术”

       骨转移是肺癌晚期常见的转移类型,母亲在发病时就有胸椎、腰椎、髂骨三处转移,尤其是左侧髂骨处的转移,当时疼痛还是比较明显,走路一瘸一拐。但随着进行了化疗、吃了一代靶向药易瑞沙、打了护骨针唑来膦酸,疼痛消失了,走路也正常了,就没有再专门针对骨转移这三处部位进行治疗。
       2019年10月,母亲腰椎疼痛加剧,行动已受限,就到骨科就诊,经过检查,骨科医生认为:椎骨已被肿瘤严重侵蚀,随时有瘫痪风险,建议做骨水泥手术。医生提到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注入的骨水泥材料能够填充椎体起到支撑作用,防止瘫痪;二是骨水泥材料注入后冷却过程中释放的热量能杀死周围的肿瘤组织,进一步缓解疼痛;三是在通过穿刺针注入骨水泥材料之前,可以先取椎体内的肿瘤组织,在术后对其做病理和基因检测,明确椎体内的肿瘤是否与肺部肿瘤的类型一致,为后续调整用药提供依据。在征得肺癌主治医生的同意后,母亲在骨科进行了骨水泥手术,虽然穿刺到的组织中没有取到肿瘤标本有些遗憾,但止痛、支撑作用确实是立竿见影,母亲术后腰部疼痛基本缓解,行动自如。
       由于当时服用一代靶向药已超过8个月,临近平均耐药期,医生也怀疑此次疼痛加剧是否是耐药导致的进展,如果是整体耐药,需要加药或换药,由于并没有取到腰椎内的肿瘤组织,医生让用血液再做一次基因检测,结果并没有检测到耐药基因,就没有换三代药的前提,医生遂建议:在继续服用一代靶向药的同时,加服阿帕替尼,以增加疗效。我反复考虑母亲的情况,觉得腰椎病情的加重不是整体耐药,可能只是被腐蚀椎骨受压累积的自然进展,至少暂时还可以观察,不急着加药,毕竟多吃一种药就多一份副作用(当时了解阿帕替尼作为一种抗血管生成药,副作用还比较大,包括皮疹、高血压等)、多一些经济负担(当时一盒阿帕替尼3500元,全自费),况且抗肿瘤药物也是有限的,提前使用一种药,后续就少了一种对抗肿瘤的武器。后续经过与医生沟通,医生同意了我的意见,从2019年11月一直到2022年5月,继续单药易瑞沙治疗了30个月,让母亲少承受了副作用,也节约了10万元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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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在浙江·千岛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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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在马尔代夫·库拉玛蒂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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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在安徽·九华山)

2022年——“脑转移”

       2022年3月,复查发现新增脑转移。尽管因发现及时,母亲还没有出现脑转移的症状,但对我的震撼是很大的,毕竟从2019年4月开始就一直单药易瑞沙,虽然也知道耐药是早晚的事情,但总是期望一直幸运下去。
       医生建议重新做基因检测,先是用血液做了一次,结果没有发现t790m突变,医生意见是可以选择自费吃除奥希替尼之外的其他三代药,吃满一段时间后可以赠药。我考虑用血液做基因检测假阴性的可能性大,加之母亲服用一代药时间很长、大概率应该有t790m突变,如果有,就可以服用最经典的三代药奥希替尼,而且可以医保报销。为此,我带母亲重新住院做肺部穿刺,取到肿瘤组织后再次做基因检测,结果证明确实有t790m突变。
       虽然已可以用奥希替尼,但总想把每一种药用到极致,因此就思考是否到了必须换三代药的时候,是否可以继续吃一代药的同时,针对脑部病灶进行放疗。先后咨询了内科、放疗科的意见,医生认为:既然能换药就应该抓紧换,趁轻取得更好疗效,另外,由于病灶很小,放疗未必合适,况且头部放疗的副作用也比较大。于是,2023年5月,在服用易瑞沙38个月后,母亲正式开始服用三代药奥希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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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在贵州·千户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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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在云南·玉龙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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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在浙江·普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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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在湖南·张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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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在青海·青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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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在甘肃·达坂山)

2023年——“肺栓塞”

       2023年11月,母亲偶尔说走路腿沉迈不开步、小腿还有些疼,一开始觉得是搬进新小区后、母亲平时锻炼减少导致的。事后才知道,那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后的反应。
       由于当时没有重视,就没带母亲去医院检查,直到11月24日清晨,母亲在给小孙女梳洗过程中,突然呼吸骤停、失去意识,紧急叫救护车送医院抢救。开始我只是觉得,可能是脑转移进展导致的神经症状,但实际情况是比脑转移更严重、更紧急的肺栓塞,母亲尤为严重,是双侧肺动脉栓塞。种种迹象也体现了当时的危急:一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签病危通知书;二是当天下午去之前已约好的骨科门诊,医生听我说了母亲刚发生肺栓塞的情况后,直接让我不用管骨痛了,先把肺栓塞这一关过了再说;三是去协和医院咨询溶栓治疗,协和医院的医生说这种有脑转移又发生栓塞的情况,很多在溶栓治疗中人就走了,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非常幸运的是,母亲挺了过来!为防止治疗中再次发生栓塞,血管外科给母亲在下腔静脉植入滤器,为防止再次发生这么严重的情况,后续也未再取出,决定永久植入不再取出。同时,母亲长期抗肿瘤治疗一直存在血栓风险,开始长期服用利伐沙班,用药初期需要关注是否有出血现象,后续每次复查都把凝血功能、d2聚体新增为必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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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

2024年——“腰椎癌痛姑息放疗”

       2024年春季开始,母亲的腰痛越来越严重,常规的止痛药已无法止痛,开始服用癌痛专用的止疼药并贴专用的止痛贴,但止痛效果还是不好,到当年8月,腰椎骨痛已经严重影响了母亲行动和休息,每天坐也不是躺也不是,一起、一坐、一躺都很费劲,母亲甚至觉得这么疼下去完全没有生活质量,失去了治疗的信心。
       疼在母亲身上,急在我的心头,除了安慰母亲之外,我只能是多方求医寻求稳妥方案,前后看了肿瘤内科、骨科、疼痛科、放疗科,做了一系列检查,肿瘤内科的意见是:除腰椎外,全身其他各处病灶基本平稳,不用调整全身治疗的方案,骨痛问题得去骨科、放疗科会诊。骨科医生的意见是:一般骨水泥术后注入处的肿瘤组织会被抑制,像母亲这种再度进展的情况非常少见;已经做过一次骨水泥手术,很难在同一部位再次做;如果必须治疗,只能是对整个椎体开大刀、做大手术,创伤太大怕病人承受不了。放疗科医生的意见是:可以放疗,为避免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可以采用低剂量的姑息放疗。
       经权衡,最终采用了放疗的方式,2024年十一前后完成了放疗。后续效果明显,疼痛明显缓解,癌胚抗原CEA下降。事后想来,因母亲在之前的近6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使用放疗,所以我对放疗这种方式更多是从副作用的角度去认识,庆幸自己最终克服了对放疗的恐惧,也让母亲从癌痛中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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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在辽宁·大连)

2025年——“乳腺全切手术”

       2025年4月,复查提示右侧乳腺结节警惕恶性,尽管之前右侧乳腺结节已经提示了两年,但这两年中一直把脑转移瘤作为关注的重点,乳腺结节与脑转移瘤相比,显得无关紧要,但这次是第一次明确提示恶性,就不得不重视起来了。
       经一系列检查,最终明确乳腺肿块并不是肺癌转移而来,而是原发性乳腺癌,需要按乳腺癌治疗。一些亲朋了解母亲多年来的治疗情况,建议对乳腺癌保守治疗,母亲自己也怕遭罪,说不想手术了。但我觉得母亲的身体状态还可以,而且在肺癌平稳的情况下,还是有机会对乳腺癌打一场歼灭战!毕竟,肺癌这么艰难都坚持这么久了,不能在乳腺癌面前认输。
       为稳妥起见,先后看了肿瘤内科、放疗科、乳腺外科、血管外科,反复权衡选择并根据母亲治疗的进展情况不断调整,对乳腺癌采取了先“内分泌 靶向”、再“手术”、术后再“内分泌”的治疗方式。上周刚进行了术后3个月的复查,超声提示正常,癌胚抗原CEA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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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在新疆·乌鲁木齐)
       以上是对母亲七年来在常规的靶向治疗、化疗、护骨针、营养补充之外的其他重要治疗节点做简单回顾。
       七年来,这些治疗节点也是时间节点,离今天已越来越远,但我的记忆却依然深刻,它们不是翻滚于记忆长河之中,而已成为记忆长河本身的标记。
       七年来,得到了许多亲友、同学、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也有很多医生、病友甚至求医过程中偶遇的陌生人给予的鼓励和安慰,这些我无法一一记述,但记忆永远深刻,温暖一直都在。
        “凡不能毁灭我的,必使我更强大”,曾经的每一个治疗节点,都曾让我迷茫、无助、彷徨、徘徊,但经历过、坚持下来,都让自己获得了新的认识,甚至可以成为可供今后借鉴的经验。
       “一个人一辈子,挑着担子走路,是累点苦点,可走得稳”。抗癌,带来的是身体、心理、时间、精力、经济等多方面的重担,但同时也让人更加珍惜健康、生命,更加珍重亲情、友情,让每天都有新的意义,让普通日常映射出更多人性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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